28歲的向玲嬌第一次聽到“數字游民”一詞是在一條播客上。去年下半年，她也成為其中一員，一路從深圳“游”過了成都、重慶、杭州、上海、長春，還作為“南方的孩子”在吉林延吉度過了北方味十足的農歷新年。
但對于工作，她一點兒也沒耽誤，只不過辦公地點隨機多變：可以是街角咖啡店，可以是酒店，也可以是去往下一地點的飛機、高鐵。
所謂數字游民，是一群告別了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靠著一根網線“闖天下”的新職場人。他們或是遠程辦公，或有自由職業，也可能正在自主創業。
有報告顯示，2022年全球已經有3500萬數字游民，到2035年，這一群體將超過10億人。
盡管數字游民在我國還屬于“新詞匯”，但隨著企業數字化的高度普及，之前的3年疫情使得企業越來越接受遠程辦公，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向往這一更加自由靈活的工作生活模式。
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將達1158萬人。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李春臨3月6日稱，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鼓勵青年群體依托平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等。
數字經濟或將成為今年畢業生就業的一大著力點。
那么，成為一名數字游民，真的可以自由自在地背著電腦置身廣闊天地嗎？
不躺平不內卷，年輕人向往一種很新的工作
向玲嬌曾在一家公司從事銷售工作，“但時間的壓迫感讓我覺得沒了自己的空間”。于是，她辭職和幾個朋友創業做亞非青年文化交流。工作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了，她嘗試走出家鄉深圳。“在深圳工作生活成本高，我給了自己兩年時間，去想去的地方看看。當然，我會規劃自己的資金，在可承擔的范圍內多走走。”
如今無論在哪里，向玲嬌每天的工作節奏幾乎不變：由于與南非存在時差，公司早會定在了下午兩點，隨后和同事們一起線上辦公，上午則成了自己的時間，看看書、跳跳舞。她告訴記者，“加了幾天班后也會給自己放兩天假，沒有項目時會很悠閑地享受生活”。
1999年出生的劉葉子大學畢業后并沒有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如今她已經在浙江舟山的花鳥島上做了4年多“島民”。因為熱愛寫作，寫過爆款文章，找她約稿的人不少，有時候她也會接一些公眾號運營的工作。忙碌之余，她的生活就是每天看海、看書、喝咖啡，偶爾去山上探探險。
“我也在上海的公司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我的要求是不希望上班打卡。在公司雖然收入高一些，可房租貴、消費高，生活幸福感并沒有現在這么高。”劉葉子說，現在平均每月能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最近準備開一家咖啡館。“不求大富大貴，只求生活得開開心心”。
在社交平臺，不少年輕人分享了自己作為數字游民的工作體驗和感受。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印尼巴厘島、泰國清邁和國內的云南、海南等地，都已經成為數字游民的聚集地。有旅居大理的網友稱，“做了兩年資深數字游民，以撰稿人、編輯和自媒體博主的工作，平均月花費5000元，保持不躺平不內卷的身心平衡，我活出了城市中兩萬元的生活質感”。
前不久，#如何看待年輕人大城賺錢小城安家#的話題沖上微博熱搜榜。當工作可以“網約”，Java工程師高磊結束了近10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家鄉天津成了一名“網約程序員”，在IT靈活用工平臺“猿派”上接單，這些“任務單”可以來自全國各地。
“沒了租房、通勤、生活等的壓力，幸福指數直線上升。”他告訴記者，盡管可以遠程辦公，但他還是保持了早9點開始工作的習慣，“要非常自律，什么時候必須工作，什么時候可以放松，自己要把握好工作生活節奏才可以”。
瞄準服務端，讓數字游民不再“孤身奮戰”
讓向玲嬌印象深刻的，是在浙江安吉DNA數字游民公社旅居的一個多月。一天，她和小伙伴在公社食堂吃完晚飯后摸黑返回社區，小伙伴走在路上感慨說，“這時候在上海還沒下班呢”。
向玲嬌感嘆，“我以為在數字游民公社會很躺平很無所事事，但早晨8點起床后，還是發現有人在操場上大聲讀書，有人晨跑，有人開早會，有人在捏黏土制作藝術品。每個人都在舒服地生活，‘卷’著工作”。
記者調查發現，多數數字游民選擇旅居一些自然風光秀美、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如云南大理、海南陵水、浙江杭州周邊莫干山、安吉等縣域城市。盡管數字游民在中國的規模依舊很小，但一些企業已經瞄準了數字游民的相關服務，讓他們不再“孤身奮戰”。
浙江安吉DNA數字游民公社正是由安吉溪龍鄉政府聯合上海愛家集團在溪龍鄉溪龍村橫山自然村間專門打造的。運營負責人王麗告訴記者，數字游民群體在國外比較常見，但他們發現，近幾年隨著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改變，國內的數字游民也慢慢出現了。
王麗說，他們將當地的廢舊廠房進行了改造，既有公共區域，也有住宿區和辦公區，“我們希望年輕人在這里能夠交流互動，不斷激發創意，甚至留下來為當地鄉村振興一起助力”。
2021年8月開始試運營，同年12月正式開放以來，已有400余名數字游民陸續來到這里工作生活。讓王麗感到驚喜的是，這群年輕人正在和當地村民不斷接觸：公社里的年輕人會幫經常去的幾家餐廳設計海報，做門頭設計、菜單設計等，讓當地的小店鋪變得更有吸引力；他們還給村里辦了份《白茶原小報》，介紹溪龍鄉及周邊城市的吃喝游玩地……
“前兩年是公社的1.0版本，為了吸引更多年輕人來，今后的2.0版本，我們希望這些年輕人過來之后，能與當地發生更多聯系，為當地村民做些什么，或自己在這里發展事業等。未來，或許還會有更多不一樣的發展。”王麗說。
和數字游民公社不同，創業青年張建勝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接受遠程辦公模式，“疫情期間，一些企業發現部分崗位員工遠程辦公后，生產力并沒有下降。考慮到企業降本增效，遠程辦公的模式也可以保留”。于是，2020年下半年，他帶領團隊創辦了網約程序員平臺“猿派”，程序員可以在平臺上隨時隨地靈活找到高薪工作，企業可以利用AI智能匹配快速找到技術人才。
“我們認為，隨著00后步入職場，大家對時間自由度的向往越來越高了，未來的自由職業者也會越來越多。”張建勝告訴記者，平臺上有年輕程序員到北京旅游時，找了一份互聯網公司短期工作了3個月，不僅收入可觀，還深度游玩了北京，“下個月他要去杭州旅游，又預約了杭州當地的工作”。
作為垂直類靈活用工平臺，張建勝希望既為企業縮短招聘周期，提高到崗率，也要幫助程序員提高收入。“我們在簡歷查篩上下了大功夫，同時，我們也在建行業測評體系，平臺上的程序員要完成等級認證、技能測評、定崗定級等，形成人才報告，薪資也根據級別進行了標準化。”
張建勝說，基于算法+數據的技術，程序員“接單”和企業“下單”次數越多，匹配精準度越高，“目前幾乎可以做到一天收到簡歷，兩天就可以面試，程序員和企業之間可以無縫銜接”。為了保障程序員的權益，他們還會幫助程序員進行完稅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去年11月，“猿派”獲得了“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稱號。
數字游民可不是簡單的“自由自在”
在劉葉子看來，選擇這一看上去很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之前，總要有做數字游民的技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自驅力。她坦言，不管是幫別人運營新媒體賬號，還是更新自己的社交平臺，都需要不斷地催促自己更新，“尤其是寫文章的靈感并不是時刻都有，必須逼著自己去做，還要做好，不然自由散漫狀態下，有可能工作就丟了”。
不少人羨慕數字游民的自由自在，但劉葉子還是需要隨時隨地掏出手機、電腦工作，“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早已經無法分開了”。向玲嬌也談到，最初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還是花了一段時間。“成為數字游民也有門檻，如果一開始覺得沒有約束很輕松，自由到后來就會覺得浪費了光陰，越是自由的狀態，越需要自律。”
但也有成為數字游民的網友分享說，“居家辦公幾年來，逮著快遞小哥都要嘮幾分鐘”。從上海搬到蘇州太湖邊上生活，做了兩年數字游民的李染也經常在社交平臺遇到這樣的提問：“會不會覺得與世隔絕？”
李染覺得，“每個人成為數字游民的狀態都不一樣，如果喜歡隔絕，可以天天待在家里。但其實還有更多選項，比如旅居、結交公司外的朋友、和陌生人聊天等，如果一開始比較難，就當作是打開自己世界的挑戰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孟佩佩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當工作可以網約 數字游民一根網線“闖天下”
